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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赛车开奖直播: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格

时间:2018/4/28 20:20:45  作者:  来源:  浏览:0  评论:0
内容摘要: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格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的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

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格

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的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北大自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至今的精神史切片

镜头暂时推回到1978年。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换上了时兴的喇叭裤,坐在亭阁的绿荫下,手上捧着英语读物。还有的同学手持手风琴,练习合唱。篮球场的旁边依然能看到“建设四化”的标语,食堂门口的宣传栏里,已经贴上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一个拍摄现场。饰演当年学生的演员都是如今来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景观。许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会将那段时期看作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间又过去了整整40年。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这所高等院校几乎见证了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成立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典范。它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文化和学术得以存续,也曾在贴满标语的年代,趟入时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义就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它一直在尝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近现代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个传统本身却充满了自反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也没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学依旧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它经过好几次急转弯,在任何一次急转弯都会甩掉一些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出版了多部与北京大学相关的著述。“我们只知道这个列车是不断在往前走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那中间的急转弯被我们给省略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大步奋进的经济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烙印,让它成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镇,科学与思想的孵化器。在2017年“双一流”学科评级中,北京大学以41个一级学科占据了高校榜单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稳固,在整体上国内院校无出其右,理科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北京大学不断面临着社会情绪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机制一度变得滞重,它的改革和转变也常常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在潜移默化中,寻找着时机,并在必要的时刻,让精神和历史的余温重新变得炽热。

精神的缘起

1917年,北京大学第一次举办了学校纪念活动,“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刊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缘起定在了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庆纪念日则选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12月17日。时任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此专门填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从一开始,大学堂的创制便与学制的变革紧密相关,而教育体制的新变又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之中。新旧思想的对立仍然激烈,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守旧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务大臣们。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则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但谕令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了《奏拟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能在政治的漩涡中保存下来。虽然新旧的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体制的变革却与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冲突。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已经开始了在教育层面的尝试,通过创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但整体而言,洋务学堂的内容和规模非常有限,且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革逐渐深化到体制和思想文化层面。1896年,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奏请广开学校,在各省设立学堂,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同一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折,主张创办大学堂。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他明修栈道,搬用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体用论”,为新体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898年9月,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意味着孙家鼐既是统管教育事务的官员,也是大学堂的“校长”。尽管已经强调西学不会凌驾于中学之上,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度陈仓,让西学占据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所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绝大比重。

至于大学堂的定位,无论是生源的性质,还是毕业之后的去向,都显示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1912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梁启超修正了变法时的观点,将大学从致仕的传统脉络中完全脱离出来,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其所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官员,更接近于兼具传统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我们(北京大学)是近代的产物,脱胎于旧的社会,必然有过去士大夫精神的遗留。另外还有一个,它是最早接纳西方的产物。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北大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有两支,到后来的蔡元培和五四时期,就基本成型了。”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林齐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1898年的最后一天,京师大学堂本部终于正式招生。但遗憾的是,曾经的现代知识方案随着变法者们的身死或流亡而无从兑现,梁启超设计的课程被传统的儒家经典所取代。此外,学堂的风气也很差。在当时一些人的记忆中,几乎每个学生都带着一个随从,上课的时候,他们便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携光绪逃离京城,京师大学堂陷于瘫痪状态。在民族主义振荡的时代关头,大学堂终于显示出它创始初期的尴尬地位。两名教习被义和团杀害,藏书楼被焚烧,许多图书也被“丢进了水井和池塘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又损毁了大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

直到1902年,大学堂才重新开办起来。第二年,沙俄侵占东北,拒绝撤兵,此举激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学”,集会抗议。时任大学堂日语助教的范源濂当众演讲。据当时的《苏报》记载,此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这是北大学生运动的一次先声。

1906年,蔡元培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教员,第一次与这里结缘。范源濂则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并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死水投石

1923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内容涉及救国方法、外交关系和重要人物。在问到国内的“大人物”时,有473票投给了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分列二三位。

陈独秀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两个关键人物,其行事风格和思想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为北大精神的内在张力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么蔡元培则是舞台的搭建者和花园的奠基人。

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蔡元培便已经开始了他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设想。不久,他在中国公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唯一之怀想”。同年10月,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提出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后来,这成为北大“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

1916年秋天,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当时被看作是一个烂摊子。据顾颉刚回忆,那时的北大“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一些家境优渥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在这样的节点,蔡元培不顾旁人的劝阻,选择接受邀请,借此践行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

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评价“蔡元培神话”时,不禁感叹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然如此配合默契。“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他这样论述道。也正是混沌的时代症候,让一个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让大学的精神因此得以显形。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了北京大学。据顾颉刚记述,校工们排着队,站在门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却一反历任校长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让在场者大为惊讶。9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求学的宗旨,不为“做官发财,”大学的目的,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接下来,蔡元培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就任不久,他仿照德国大学的建制,停办工科,重点发展文理科,并着手创建评议会制度,评选出10位评议员,“制订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他希望北大可以像柏林大学那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产生推动力量。同时,他裁撤了不称职的教员,选聘有真学实才的有识之士,包括胡适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据当时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蔡元培的改革“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蒋梦麟则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

很快,众多新旧知识分子聚集在这个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之中,他们在地域、学术背景和教育经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最终却迸发出更加具有活力的文化生态。如同沉寂已久的泥潭被重新搅动,这场变革开启了对既定价值的重估,国外思潮的汇入让封闭已久的文化传统有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了北京,还是学生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则在1918年10月创办了新潮社,并刊印《新潮》,与《新青年》彼此呼应。那时候,学校里陆续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社团,包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无论新旧,学校都提供了空间和支持。

自由讨论的风气在那时也开始形成。罗家伦和傅斯年等学生都喜欢阅读国外著作,常常在宿舍互相辩驳,争个不休。讨论的场所也包括钱玄同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和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当然,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经过了不断的调整与加码,其后果有时也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而在时代的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火花不断激发,终于变成了政治的火焰。

许多年以后,学校官方在追述北大精神传统的时候,将对高深学问的刻苦钻研与敢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看作是引以为傲的两种脉络,然而在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两者却并不是并行不悖的。校方与学生之间,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更多的矛盾与分流生发出来,或是产生新的凝聚力,汇拢在更大的潮流之中。

1918年5月,在罗家伦和傅斯年等人的提议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2000多名院校师生前往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不赞成学生的做法,写信辞职,表明态度。最终学生选择道歉,挽留住了他们的校长。多年以后,蔡元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一年之后,更大的浪潮开始形成。蔡元培同情自己的学生,在运动爆发的前两天,还在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兼容并包的校风给了这些学生足够理性和宽阔的视野,而当民族问题激化的时代关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征兆,并借助义愤甚至狂热的推动,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再次写信辞职,并出走北京,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平息官方的愤怒。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辞职本身又成为了学生进行抗争的一部分,北大的教授们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校长也加入了进来,由此形成了连锁反应。

此后,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1920年,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和胡适联合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先是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积极作用,并将学潮归因于“变态的社会”和失范的政体制度。而后,文章转变话锋,指出学潮的非常态性质,列举了频繁罢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希望学生们可以将精力放在学问研究、团体活动和社会服务上去。

“北大精神”

还是回到1923年。建校25周年纪念会其实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活动,最初起意是在1917年。当时,蔡元培等人表示,希望北大能在未来的五年里迅猛发展,到25周年校庆之时,便可以有值得回顾和庆祝的成绩。

美国学者魏定熙在其著作《权力源自地位》中写道,1917年的那场临时纪念会“充满了试图为大学加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象征意味——这正是蔡元培所重视的。”通过确立校徽,并制作校歌,发表演说,校方试图构建更加稳固的集体价值和象征资本,尽管当时的校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此前,新文化运动曾改变了北大的精神气质,五四运动更是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到了20年代初,新潮已经开始回落。1922年,蒋梦麟公开发表文章,感叹教育和思想所面临的困境,“数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为沉闷不堪的空气所包围,好像一轮红日,为黑沉沉的云雾所围绕。”一年之后的25周年纪念会上,北大师生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回溯历史和建构传统的尝试因此有着现实的落脚点。

时任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他被看作蔡元培衣钵的继承者,在演说中也重申了“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但同时,蒋梦麟也承认了这种精神特质的副作用,“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他最后告诫听众,要“整饬纪律”。

一些学生的表述则显得更加激进。学生领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朱务善在《北大精神》中提到,“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另一名学生余维一则撰文写道,“政府如国家的头脑”,而“本校如国家的神经”,“倘若神经失了作用,头脑也会成一个空壳,不能生半点作用。”

此后数年,北大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仍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北洋时期暴政的阴影,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对高等教育的干涉,又或者是经济市场的没落,都在影响着北平的学术与思想空间。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选择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那里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文化市场。

1928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北京改为北平,降为特别市。在这次政权更迭的前后,政府都采取了措施,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组和改造。无论是张作霖政府的“京师大学”规划,还是国民政府试推行的大学区制,都试图将一贯桀骜的北京大学纳入到一个更加可控的体制之中。最后凭借师生的抵制,北京大学才得以保存下来,暂时渡过了危机。只不过,学风环境和教学秩序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1930年年末,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整治此前曾提及的“群治弛”的校风痼疾。他早就意识到,不断的学潮与罢课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原本用以“自卫”的“武器”,也可能成为“自戕”的工具。

这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自比舵手,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过渡时代”,致力于调和北大的学术风气与精神状况,“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后来,他在回忆中说道,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可以说,北大精神在他的手中又得到了修正和重塑。

学者张中行在1931年进入北大学习,见证了当时北大的学术风气。他在写于80年代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中,回忆了接触过的许多学者和当时的校园生活。在他的印象中,学风中既有散漫的一面,又有严谨的一面。自由和包容的风气还是很浓的,学生有时候直接站起来提问或是反驳。他提到,“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有教授在考试中故意刁难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张中行指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直接指向了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

但面对“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北大的知识分子也在试图寻找回应的方式。“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北大历史系兼任教授的傅斯年组织编写《东北史纲》,并完成了第一卷。他是五四运动发生时的学生领袖。在这部堪称“急就章”的著作中,傅斯年援引史料,还击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尽管也有学界同行对他这部著作本身的严谨性表示了质疑。

相比之下,学生的回应则更为直接。1931年事变发生后,两百多名北大学生组织示威团,准备奔赴南京,要求政府行动起来。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的学生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张中行的恋人杨沫本来一直在北大旁听,后来接触了左翼思想,与张中行分手,走上了革命道路。

南渡北归

1942年12月10日,昆明下了一场雪。联大总务长、北大教务长郑天挺与张奚若、钱端升等教授一同商议,向当局申诉,说明昆明的物价情况。郑天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这天的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恍惚间仿佛身处已经沦陷的故都,自从南渡长沙,西迁昆明,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郑天挺进入市区,到联大处理学校事务,远处的隀山落了雪,这样的景象也让他想起北方下雪之后的样子。

十天前,郑天挺刚刚收到消息,大女儿已经进入沦陷区的“伪北大”,成为了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这让他很是欣慰。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都还留在北平,父亲在西南边陲坚持办学,弦歌不辍,子女们则在日寇的占领区艰难度日。

转眼间,离开北平已经五年了。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故都即将陷落。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临时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三校校长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从师生数量的占比来看,清华大学占据第一位,北大其次,南开最末。而在具体的管理上,校长蒋梦麟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昆明,虽然引来傅斯年等人的批评,但为清华校长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蒋梦麟在1943年给胡适的信里也为自己辩护,“不管者所以管也”。原本担任北大教务长的郑天挺成为了联大总务长,许多北大教授也直接参与了联大的管理。

三所高校能够相互包容,共济时艰,同时坚持民主管理和教育独立,这是联大得以维继和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在学术和教学之外,这些知识分子们办刊物,发表文章,酝酿和引领思想潮流,或是直接参与议政,为抗战和建国提供建议和主张,将西南联大从一座西南边陲的教育机构拓展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中心。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曾写道,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学者谢泳在评价西南联大时也说,在这所学校,“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些原则和价值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蔡元培在二十年前投下的那颗石子,在战乱的泥潭中仍然留下了精神回响。

而在西南联大之外,五四传统也进入到政治的领域。1939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共同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毛泽东写下《五四运动》一文,将这场运动形容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后又将其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国共双方共同借助的政治资源,借此调动青年群体对于抗战的积极性,但同时,双方也在试图将这场运动纳入到各自的话语系统中。内战时期,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则偏重它的民主内涵。

由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对五四精神的阐释和借用影响着人们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五四传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甚至将新文化运动也收纳进自己的框架之中,北大精神也被重新编码。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48年12月17日,准备已久的北大50周年校庆因为时局的变化而草草收场,校长胡适此前拒绝了国民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提议,却还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南京方面派来的飞机,离开了北平。学校里的大多数教授则对即将发生的变化保持了乐观的心态,选择留下。这几乎成为了北大及其精神传统的一道分水岭。

一年之前的9月,胡适还在提议,政府应该制定“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里办好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第一等地位”,第二个五年里再培植五所大学。在他的这个“世界一流大学”设想中,首期的五所院校,排在最前面的便是北大。

而在50周年校庆之后,政治和时局早已不同以往,对于大学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52年秋天,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结合“苏联模式”和“延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原本拥有六个学院,调整之后仅剩文、理两科,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也被撤销。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变化还体现在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上。作为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被打散,并入其他高校,北京大学则取而代之,从城内的沙滩红楼搬至西北郊区的燕园。从此,它不再处于政治中心,而是退向更偏远的区域。

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原本是12月17日。1947年,5月4日被定为校友返校节。从1953年开始,返校节和校庆日合并,“五四”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官方叙述的精神原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读书》杂志上刊文,提到“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

1951年,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北大的精神传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到“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

胡适仍然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动向。他写道,“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

50年代末,作家杨沫创作了小说《青春之歌》,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其主题被认为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关。小说中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被描述为自私庸俗的形象,其原型则是杨沫曾经的恋人张中行,他曾在北大读书,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就这样,原本充满张力的北大精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被编织进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谱系之中。

1957年5月,“大鸣大放”时期,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的共青团代表选举不够民主。大饭堂的墙上也贴出了一首名为《是时候了》的诗,“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很快,一些学生尝试办刊物,叫作《广场》,提出要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结论进行重新估量,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重估遥相呼应。

但“反右”开始后,北大成为了重灾区,连很多学生也被划为“右派”。《是时候了》作者之一沈泽宜不得不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学者严家炎那时候刚刚成为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原本躲在图书馆读书。“但进入5月下旬,就不一样了,卷进浪涛里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后来,中文系教授谢冕和费振刚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系55级的纪念书籍,把那段夹杂着光亮与晦暗的时期称作“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66年,“文革”开始了,北大成为了这场动乱的前哨。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为这所院校题字“新北大”。很快,北京大学被“文革”席卷。北大一贯敢为人先的作风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段动荡的时期让严家炎难以忘怀。“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批斗,要求“靠边站”,后来被安排在圆明园和北大附小,与“黑帮爪牙”一起劳动。

政治的风雨让所有人无从躲闪,但还是有人在时代的振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陈平原后来听导师王瑶说起过,“文革”时期,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依然在想办法坚持做学术,白天去五七干校劳动,晚上做古文字研究。只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文革”结束之后,教学秩序尚且可以短时间内恢复,但精神传统层面的破坏与失落是无法估量的。

后来,在北大校史的官方叙述中称,这段时期虽然历经磨难和动乱,但依旧做出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理工科。1967年,北大化学系、生物学系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协作,对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73年,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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